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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外开放如何攻守兼备

我要评论 来源:管理员  2018-05-07  作者:管理员  浏览次数:1798
时则动,不时则静。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的演讲中提到,就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四个方面作出重要指示。如今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上议程,金融对外开放蓄势待发。
 
    金融开放是发展的需要
 
    恰逢中美贸易摩拳擦掌,我国对外开放的提出不免会被人揣测为“正面应对的表现”,但实际上,我国扩大金融领域的信号早已开始释放。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作为经济领域的核心,它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多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步伐很快,而金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由于担心过度金融开放给金融体制带来风险,还会对经济稳定造成影响,基于这项考虑,我国的金融开放是按照既定战略保持稳固推进的。”


    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已经陆续交上了一部分令人满意的答卷。


    2016年10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纳入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同年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境外机构持续增持人民币债券,2016年熊猫债发行规模超过以往年度总和。


    在2017年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中国就“发射”出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党的十九大,都对扩大金融开放有清晰的部署,强调金融的双向开放。


    今年两会上“加快金融开放力度”成为外媒热议的关键词。目前我国发起成立了一系列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开放金融系统外资持股比例是中国当时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承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虹含对《经济》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已基本有能力抗击外来经济波动,现在是全面开放金融业的良好时点。尽管我国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但仍然保持了较低的不良贷款率水平,足以证明我国金融业经营水平不弱于世界各国,全面放宽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对外开放彰显了中国的经济自信与金融自信。


    温彬认为,金融开放的意义,在于通过增加国内多元化的金融主体,加大市场竞争,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一方面,它将更好地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为国内企业、居民跨境资产配置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金融开放可以使更多国家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合作共赢提供了空间。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比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未来将鼓励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等。


    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海中航行,我国金融这艘巨轮或许将开启更为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警惕金融开放风险
 
    金融进一步开放并不意味着放任。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高金融机构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安全带来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进入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大量进入以后所引起的金融机构竞争、制度冲击和政策干扰等方面。


    “金融对外开放受到冲击最为集中的部分,一是我国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二是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制度;三是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在处理金融制度层面,我们需更加谨慎地处理好制度冲击,防止金融制度的动荡,进而造成我国系统性的金融制度危机。”李虹晗认为,由于外资进入将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化,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中间目标M1、M2失真,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应也将随之减弱。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告诉《经济》记者,从对金融制度的影响上来看,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进入我国的金融业开放仅仅是金融服务的开放,但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开放。我国的金融制度面对西方市场金融制度的冲击,可能会引起国内金融制度的急剧变革。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使中国金融行业竞争加剧,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徐洪才解释,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待遇与服务较好,将使中资金融机构的人才流失加速,增加客户流失风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进入之后与我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造成了人才的流动。


    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和金融的对外开放将成为中国未来大趋势,如何把握开放节奏,在开放浪潮中稳定金融体制,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在开放中成长
 
    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中国金融业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开放的历程。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举措也是动作频频,如沪港通、深港通顺利开通,A股纳入明晟指数,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挂牌交易等,表明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脚步从未停顿。


    “尽管中国金融业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整体上看,无论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还是其他金融机构,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竞争力明显提升,具有与全球金融机构同场竞争的能力。此外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双向的,中国金融机构也有走出去的意愿、动力和需要,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同步开放,因此,国际金融机构都会有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强烈愿望。”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黄志龙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黄志龙认为,对于国内的金融机构,金融开放必然会带来竞争的提升,因此提升自身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创新能力尤为重要,利用因特网、新技术的能力将是国内金融机构的主要发展方向。同时,国内金融机构陆续开展“走出去”,特别是为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金融服务,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也是国内金融机构积极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途径。


    2018年4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印发《关于引导对外投融资基金健康发展的意见》,旨在引导对外投融资基金健康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意见提出,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对外投融资基金在境内外市场面向各类社会资本投资者募集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出资参与对外投融资基金,鼓励资金来源多元化。


    在扩大金融开放方面,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的平衡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好三大攻坚战之首战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正如专家所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设施已经成熟,金融监管体制重塑,也为防风险夯实了制度基础。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此次市场进一步开放被学者判断为我国的“二次入市”,并延续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结合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金融开放是否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工作任务背道而驰?


    黄志龙提供了反向的思路,他表示,国内金融监管趋紧与金融开放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金融监管同样针对境内所有金融机构,包括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其次,只有在开放中才能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监管能力。


    我国正在加强基于国际标准的宏观审慎监管,与70多个国家建立“联合监管国际沟通机制”。换言之,外资金融机构同样在央行审慎监管体系下运作。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的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将宏观审慎监管提高到了和货币政策同样重要的高度。


    徐洪才表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今年两会上进行大部制改革,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人民银行。这些动作表明,在未来将会是一种常态,金融监管方式将真正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按照统一的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


    “目前的改革中将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未来还应当将证监会起草证券业、基金业法律法规以及其他重要法规和规章的职责划入央行,实现金融监管规则在制定层面真正的统一,避免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在监管规则制定方面的竞争。”徐洪才是这样解释协调监管机制。
 
    开一副国际化药方
 
    在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出现资本从境外流入境内,酝酿成国内金融风险,危及国际金融环境。


    上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吸引外资,90年代达到高潮。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银行的状况在金融危机形成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首当其冲。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往往导致银行盲目贷款,以及银行与公司的过度融合,以至银行和公司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降低。这在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最为典型。


    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大力推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与财阀、银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扶植大企业集团,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不可否认,金融开放之后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会加大国内金融监管的难度,但是当前的开放政策主要是针对市场准入方面的开放,而且是渐进式开放,特别是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管制仍然是国际金融风险传染的最后一道防火墙。”黄志龙如是说。


    温彬表示,发展中国家因在金融对外开放的步子过快过大,从而导致了本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近年来宏观经济开始稳步回升,经济结构也在逐渐优化,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更加重视,金融去杠杆初见成效,引导资金脱虚向实,能够保证金融开放保持稳定。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才能更好地适应开放的金融环境。针对跨境资金流动,温彬建议,建立有效的管理统计监测系统,防止资本流动性风险,坚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回归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在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主任胡继晔看来,我国最新设立的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如何通过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的双支柱框架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告诉《经济》记者,逆周期资本缓冲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手段,按照银监会于2012年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视宏观经济周期的状况对商业银行追加风险加权资产的0%-2.5%作为逆周期资本要求,以缓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顺周期性,降低时间维度的系统性风险积累。


    据胡继晔介绍,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相比,微观审慎政策工具发展时间较长,也较为完善。在探索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方面,可以考虑将宏观审慎风险转化为微观审慎风险,通过微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使用,来达到风险缓释的目的,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转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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